当曹元忠动议要刷一刷士林与官场，李沼冯道范质魏仁溥等都反应激烈，而当曹元忠动议要刷一刷商人与市集，冯道等基于安抚与交换的心理，就准备与曹元忠妥协。
然而郑渭目光地扫了众人一眼，却是冷冷地道：“商贾逐利，官员未必不逐利！商贾为了眼前之利不顾国家，可不见得当官的就会对国家多忠诚。过去几十年，叛国投胡的，是文人士大夫多，还是商贾生意人多？要动官员，监察台不许，商人属于民众，要动商人，不妨先问问纠评台。”
冯道李沼等听郑渭将文士拉到跟商人同等地位上，心里都十分不舒服，然而却无法可说——五代的文人，哪有多少气节可言！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操纵舆论大权的文士每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所有人：武人是粗鄙的，文人是逐利的，所以都不值得信任。然而作出如此评判的文士，便值得信任了么？儒家的圣人定立道德标杆，本来是拿来要求自己的，落到后世末儒那里，就变成拿来评判别人的工具了。
魏仁溥道：“郑相的意思，是要请杨国老来议么？”
郑渭道：“不是请杨国老来议，而是放到纠评台上去议。”
冯道等为之愕然，只多请一个杨定国来议，事情还控制在小范围的讨论内，放到纠评台去议，那事情可就很难收拾了。
这几年中原的商事虽然大兴，但商人的政治地位仍然低下——不见这个廷议中奈布几乎一言不敢发么？若不是因为郑渭的特殊存在，刚才曹元忠的动议多半就会通过，商人的利益就“理所当然”地被冯道等人牺牲掉了。而郑渭之所以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也是出于历史原因，而不是因为他是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表。
眼下商人们再有钱。其财力也影响不了廷议，但若放到纠评台那就不一样了，商户们的财力控制不了的三府二台的大员，但影响众多大大小小的纠评御使就不一样了。
冯道说道：“大事不谋于众，事若不密，恐误国家。”
郑渭道：“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有什么不可说的？这些年行商坐贾出钱出力，秦西之守、漠北之战，前方固然有将士们搏命厮杀，后方也有生意人勒紧了裤腰带支持我们，更别说战后重建、交租纳税，他们也都是大头——没有他们，我们有底气免掉河北、山东、河南和荆北的农税？这个国家本来就有他们的一份，不能太将他们不当人看。真觉得如今的商政有问题，真的要整顿一番。至少该问问他们的意见。”
作为宰相的郑渭虽然没有直接否决曹元忠的第二条动议，但和直接否决也没什么区别了，曹元忠知道若是事情摊到纠评台上公开来说，除了将局面闹得更加纷扰之外，通过的机会实在渺茫！他的前两条动议都没有通过，第三条动议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天策十年秋天的这次廷议，按照后世新闻联播的词汇，可以总结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大会。一次不团结的大会，一次不胜利的大会”！
所有人都是各有立场。所有人都是各怀机心。而且各方都对这次廷议的结果表示不满。
曹元忠自然不用说，廷议结束后直接杀到西山去找郭汾，希望她出来主持大局，但在私郭汾和他并不熟，在公郭汾对曹元忠的信任也远不如对郑渭，所以最后也没有如他所愿。
至于冯道等人也不满意。在他们看来曹元忠要绕过监察台让谍务司去查官员，如果放任其发展最后怕会变成一种恐怖的特务统治——当然冯道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但类似的情况在唐朝发生过的，那就是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政治，那是所有文官集团的噩梦。因此他们当然要戮力抵制。但查一查商人，冯道李沼等却都认为是应该的，在他们看来，郑渭作为宰相不该阻挠，而应该更有“大局观”才是。
郑渭当然更加不满，曹元忠要绕过民法去查商人、绕过监察去查官员固然让他警惕，而冯道等人竟然把商人的利益当作一块狗骨头丢出去安抚曹元忠更是让他觉得反胃，他成长于西域，虽然也读圣贤书，也钦佩往圣的文章道德，可从来没有在中原近儒的圈子当中浸淫过，所以目光自与中原的儒生很不相同，实在不觉得眼前的这帮读书人，与战国诸子的圣贤们有什么传承关系。
会议散了以后，所有人都各归各位，去忙他们各自的事情。而廷议的内容不知怎么的就泄露出了出去，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就失了真，结果不出数日，就在幽、津两地掀起了舆论上轩然大波。
士林首先对事件表示出极度的关注，想想也是，在中原进入安定、将军们退入各地军镇军区之后，文治之兴几乎就成必然，这时候枢密院跳出来要监控士林、审问官员，试问谁不警惕？尽管张迈在平定洛阳之后起用了大量的年轻士子，但整个中原旧官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莫说地方，就算中枢也有许多如李沼、王溥者，就算是出身新晋之臣如范质、魏仁溥，谁又没有一两个曾出仕石晋的亲戚朋友呢？因此消息才一传出，众议纷纷，齐声谴责，枢密院登时成为千夫所指。
不只是士子们对曹元忠口诛笔伐，坊间的舆论也潜流暗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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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士林的反应是激动而愤怒，那么商人们的反应就是惊恐而慌张，这其中犹以那些与契丹有所干连的最是忧怀，其次则是做涉外生意的，也都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