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坐在我身后车座上的徐晓明激动起来了：“李医生，我明天也能拿到结业证书了？”
“每个学员都能拿到结业证书，你当然也有。”
“证书拿回去，配一个镜框，挂在堂屋正中央年画的下面。张正华，你说这样做没有什么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结业证书想怎么挂、怎么放、甚至锁进抽屉里都可以。你挂在堂屋里，让每个到你家坐坐的邻里乡亲们都知道徐晓明现在是一位持证上岗的大队赤脚兽医，光宗耀祖啊。”张正华的话，明显地带有揶揄徐晓明的意思。
但徐晓明正在兴头上，一点儿也不在意，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爸妈肯定高兴。也让上海岳父母看看乡下他们这个女婿也是蛮有出息的（言外之意，我徐晓明人虽然长得有些‘小样’，但不要以貌取人，我能耐大着呢）。我上海这个老婆，原本应该是要到东北去的，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凭着谁也搞不清楚的远房亲威关系，到我们家来提亲落户，我爸妈听说是上海人，刚开始不乐意。我们这里虽然距上海不到50公里，但对上海人的总体形象有所保留，特别是在待人接物方面，似乎让人有不舒服感，今后两亲家之间恐难相处。再说了，大城市的姑娘嫁到我们农村里来，细皮嫩肉的，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出工干农活？”
“那个牵线的媒人也实话实说，你家晓明都已24岁的人了，少有人来提亲，其中原因，你俩做爹娘的都应知道吧。上海那个女孩我也看到了，文静静的惹人疼，女孩子乐意，她爸妈也同意，过了此村就没那个店了。”
“牵线人征求我的意见，我瞧瞧照片上的姑娘，看着好像蛮有眼缘，就同意了。他们上海人能到上海的相邻县城落户成亲，逆转了本应该到远隔千里之遥，天寒地冻的东北农场的命运，非常感激我爸妈肯许下这门婚事，他们主动提出不要彩礼，还负责结婚的一切费用，顺便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提个什么要求？”张正华平时不声不响的，有想法也不随便说，但好像对男女方面的一些事，能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可能结过婚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吧。
“结婚过后，两头住。”
“啥叫两头住？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听说过这档子事。”张正华说。
我是更不懂了，田间劳动间隙，也没有听社员们聊起过两头住的事。
李医生也被徐晓明的话题吊起了胃口：“结婚了，两头住。徐晓明你说说两头住是怎么回事。”
“啥叫两头住！”徐晓明在解释时，话语间明显带有抵触的情绪。
“那一天，五一劳动节，他们一行三人从上海坐早班车到燕王车站下车，我和爸妈及牵线人在车站接人。他们到后，就直接到燕王照相馆拍结婚照，照过相后，就到公社民政办，办理登记结婚手续。牵线人前段时间已把未婚妻的户口从上海迁入江苏省丰仓县燕王公社向明大队的一应手续都已办好，所以领结婚证一切顺利。”
“在镇上饭店吃过中午饭后，我们几辆自行车把他们三人带到了我家，双方父母和介绍人商定，1969年春节举办婚礼，岳父母当场把办婚礼的一笔钱给了我父母，嫁妆等生产队11月份有船去上海时再运回来。”
“他们还约定，举办婚礼时，上海的亲戚朋友就不请了，婚礼第二天，岳父母就带着我老婆回门，我这新姑爷，因举办婚礼，里外上下操劳，够辛苦了，就无须陪新娘子一起回门。”
“结婚后，我老婆高兴了，就到乡下来住几天；心烦了，就回上海娘家住。岳父母还对我爸妈说：‘孩子从小没吃过什么苦，住在乡下时，也不要让她下地干活，孩子的生活费由我岳父母负责每月给十五元；每年我老婆名下生产队分到的口粮，也利用生产队船只到上海运输肥料时带去。’这就叫两头住。”
徐晓明把他娶上海老婆的大概情况说了一遍，我们也听明白了，这是一桩各有所求，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我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又处于那样年代的生活环境中，心理上、生理上，无论哪个方面，都对婚姻这类话题不感兴趣。不想，也不敢去想自己今后婚姻大事中另一半的当事方是一个怎样的女孩；我们结婚后的家安顿在何处，至少在我现在插队的知青点（一间草房，三个知青住）是没有安家的可能和条件。面对徐晓明有心无力，又身不由己的两头住，我权当是他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我心中没有掀起丝毫涟漪。
倒是耳边传来张正华的嘀咕声：“这也算是结婚了。有了老婆，不在一起生活，两头住，笑话。”
第二天——燕王公社大队赤脚兽医培训班的第十五天，燕王公社兽医站为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举办了结业典礼。教室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美术字体书写的“燕王公社大队赤脚兽医培训班结业典礼”一行醒目养眼的大字，一看就知道是李医生的杰作。
陈站长主持结业典礼仪式，各级领导和学员代表依次发言后，由王副社长念着每个学员的名字，颁发了结业证书；丰仓兽医站负责人把一只只药箱交给上台领取的学员，并帮助每位学员把药箱斜背在肩。陈站长在会议结束前，还把张老师拜托的向到会大队干部提出给每一位学员配置一个木箱，用作储备药品的要求说了一遍。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在教学楼下空地合影留念。